“戰國”春秋——緊固件行業歷史隨筆(之四)
更新時間：2011-5-12
總體說來，現正在行業打拼的同仁，對90年代以后的事，多是親歷親為者，因此，關于行業歷史的故事，說到90年代，就可打住了。但是，又覺得有些“意猶未盡”。
筆者在《潮起潮落——行業歷史隨筆之三》一文的結尾說過，“行業向‘高附加值產品’轉型，向‘更高、更強’發展的宏愿，成了一道難解之題。”原來這正是讓筆者放不下的一個“結”。那就把與此有關的故事作為這個《隨筆》系列的結束好了，因此第四篇就圍繞此話題道來。
其實，行業欲解此題的愿望在90年代即已萌發，且日益強烈，直至如今。雖歷經20年，卻沒有顯著的進展，這無疑已成行業的心病和憾事。常言道“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，因此要從導致當前困局的起因、背景說起。
一．墻內墻外
在80年代以前，緊固件行業基本還是國企的天下。在這些國企中，大體隨發展而被自然地分成了兩類：一類是基礎和機遇較好，因而得到國家（包括地方和中央）扶持，逐步發展為實力較強、較大的企業（按照國家的劃分標準，在我國緊固件行業，最大的企業至多也就只能算作“中型”企業而已）。另一類雖屬國營，但能得到扶持發展的機會不足，“運氣”不那么好的，只好隨波逐流地、慢慢地摸索前行。于是前一類“好上加好”，受到國家更多的關照，得以成為一些國家級主機企業（如汽車的主機企業）指定計劃內的配套企業。而這種計劃還有明確的“條塊”界限，汽車就是“汽車口”，機床就是“機床口”……各自安排配套，涇渭分明。后一類則只能“撿點零活”，去干各種需求的社會服務性產品。這種或許并非有意的劃分，卻逐步導致了兩類企業截然不同的發展命運和結果。對于“配套企業”，國家實行“計劃分配”制度，他們的“任務”，即訂單，由國家確定。只要主機（企業或行業）發展，他們即可毫無懸念地在國家的扶持下發展，絕無“飯碗”之愁。正如《隨筆》第三篇所說，當總供應量不能滿足需求時，這些配套企業也是會“很牛”的。計劃分配和供不應求給它們帶來了好時光。“計劃”成了保證主機配套（質量、數量）的法寶，也成為一堵保證取得“配套資格”企業的極好的墻。無疑，這既有利于主機企業，也有利于那些配套企業。然而，就緊固件行業而言，它卻把更多的企業（小型的國企），擋在了隨主機發展的機遇之外。在“墻內”，配套企業逐漸成了“親兒子”，不斷地獲得投資武裝的機會，唾手可得的“計劃”讓他們基本處于沒有競爭的“養尊處優”的境地，于是培養出一批缺乏競爭意識的、似乎有些“不求上進”的“公子”。當然，在“競爭”概念還沒有提出的當年，無論是國家抑或是這些配套企業，只看得到這種安排的有利之處，或許誰也沒有意識到它將帶來的弊端。
結果，正是這樣一堵自己筑起的“墻”，擋住了更多國有企業參與競爭的發展之路，也導致了“不爭氣”的配套企業后來難以適應高速發展的機械工業的尷尬局面。
大致在80年代中期以后，或許是國家（某些工業的主管部門）開始意識到了這一點，或許是在全面改革開放總體形勢下引入“市場競爭”觀念后不可遏制的趨勢。總之，國家決定，把包括緊固件行業在內的一批“小行業”首先推向“市場”，即所謂“抓大放小”。也就是拆掉那堵“墻”，讓你們競爭去吧。實踐表明，這一“拆墻行動”，對于被扶植的企業，顯得太早，而對于其他國企又顯得太晚，真是無可奈何，實在是一種歷史的悖論。
其實，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利弊兩面。國家為發展支柱主機行業，扶持一批夠能力的配套企業，其實是很自然的、正確的選擇。如汽車行業的緊固件配套企業就有了“三大家”（一汽的“吉標”，武漢的“汽標”和東風的“61廠”）之說。“三大家”的陸續建立，顯示了這種選擇和決心。一汽的“吉標”和東風的“61廠”，都是作為主機企業直屬配套的子企業與主機企業同時建立的，它們自然而然便受到母企業和國家的極大關照，前途無憂。武漢“汽標”的建立則有些特別，它是在南京、北京、濟南等幾家新起的較小規模的汽車主機廠建立之后（二汽尚在計劃中，“61廠”還未建立），其緊固件配套已經顯現矛盾時才建立的（詳情已在《隨筆之三》介紹）。
這樣一來，確實使相當一批包括緊固件在內的汽車零部件企業得以脫穎而出。在國家的大力扶持下，這些企業在為主機配套和滿足其引進主機配套中獲得了實踐與鍛煉，并在技術、裝備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，于是一步一步被作為行業骨干予以扶植。其他機械行業的情形也大致如此，如內燃機、機床、工程機械等，凡是緊固件用量較大的行業，都逐步扶植起了各自的配套企業。
從一個行業角度而言，擁有一些技術上能與國際領先同行水平接近的骨干企業，是引領行業創新發展的重要條件，因而扶持骨干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決策。缺乏骨干企業的行業，必缺乏技術創新的實力，盡管龐大，只會是“虛胖”的。
然而，問題在于這些骨干企業“生不逢時”，并且缺乏必要的競爭。政府一些部門扶持行業骨干的苦心謀劃（60-90年代，汽車行業就一直在努力，要為汽車工業所有重要的配套零部件小行業扶植一批骨干企業，并建立相應的技術開發中心，即“扶植40種關鍵零部件骨干”的雄心勃勃的計劃）在面對全國徹底“放”的局面迅猛到來時，一方面原有的設想和計劃遠未完成，另一方面又“沒招”應對新的局面。最終不得已而放棄了那些正在扶持中的骨干（更不用說后來連它們也自身難保了），其結果是“功敗垂成”，只能扼腕嘆息而已。
而那些沒被選定為“親兒子”的國企，當需求由計劃轉向市場時，反而獲得了無所約束的發展機會，較早地靠自己去“拯救”自己。它們中的一部分在競爭中消亡，而另一部分，則在“改制”中化為“民營”，成為民企發展的基礎。東北一家中等規模的國有緊固件企業，因“經營不善”無法繼續生存，被轉讓給本單位一位愿接手者，條件是“零元價格”，并提供流動資金貸款，以后以經營所得逐步償還，這是國企改革方式的試驗之一。盡管曾一度有批評認為是賤賣了國企，造成國有資產流失。當我們看到，這些改了“姓”的企業繼續在這個行業存活下來，甚至比原有企業活得更好時，必須承認這種改變的積極作用，畢竟給行業留下了“骨血”，總比那些讓國企徹底消失甚至落入私人腰包要好。原有的國企正是以這樣那樣的方式，化成了大批新興民企的基礎。
也正是這些以國企出身的最早的“民企”，為了它們的生存、發展，成了骨干國企最早的競爭對手。
世事難料，恰是這道自己筑起的墻，至少作為重要因素之一，最終改變了中國緊固件行業國企的總體命運，也改變了行業的格局。
